关于死刑案件的一点思考

笔者曾经在市级检察机关任职，主要办理的都是死缓无① 案件。印象最深的案件是一起强奸（未遂）并故意杀人（既遂）的案件，被害人是个6岁的孩子。被告人最后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，并被核准执行。
2023年，办了两起死刑案件，其中一起已经有了结果，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限制减刑；另一起还未有结果。
这学期武汉学院的刑事辩护课堂中，讲到证据的审查与分析时，我带着同学们分析了几个轰动性死刑案件，比如药家鑫案、张扣扣案。
这一个个案件，串起了我脑中对于伤害类死刑案件的一些疑惑和探究，在此分享给阅读这篇文章的人，并希望听到不同的答案。
问题一：刑法规定，“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”，如何理解“罪行极其严重”？
思考：
“罪行极其严重”，首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，罪，极其严重；二是，行，极其严重。对于第一部分的“罪，极其严重”，就是刑法中规定适用死刑的案件。对于第二部分的“行，极其严重”，又可以分为主客两方面，一是主观恶性，二是人身危险性。可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，并未对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提出具体量化的认定标准。
虽然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，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终核准死刑的机关，其对具体案件的理解与参照，对我们理解“行，极其严重”具有指导意义。
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2月20日《王志才故意杀人案》的理解与参照②中，对王志才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了具体评述，认定其尚有改造余地，不足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，一是系因婚恋纠纷引发，二是临时起意、激情杀人，三是归案后坦白悔罪，四是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，五是平时表现较好。即便其用尖刀对被害人颈部、胸腹部、背部连续捅刺；被害人母亲事后出现精神失常症状，被害人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因要照顾母亲而回家务农，且坚决要求从严惩处，不接受赔偿调解，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核准对其死立执的判决，而是最终由高院对其改判死缓并限制减刑。
在阅读这些死刑案件的判决文书时，我发现，对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，难以有客观性的量化标准。那么，作为辩护人来说，被告人是否不得不判死刑，是否还有改造余地，可以作为说服裁判者的一种路径。
问题二：死刑和死缓的适用顺序，孰先孰后？
思考：
以故意杀人罪为例，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从高到低递减式，即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法定刑中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。那么，在具体适用中，是采用从高到低的顺序，以死刑立即执行为起点，有从轻情节再降低刑罚；还是采用从低到高的顺序，以死缓为起点，有从重情节再加重刑罚呢？根据学者王复春对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后11年间的全部故意杀人罪生效文书共15331个样本的分析，故意杀人案件的裸刑均值③——指在一定法定刑幅度内，没有任何法定情节时宣告刑的平均值——大致是死刑缓期执行④。
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，至少在故意杀人案件中，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顺序是死缓是起点，再根据从重或从轻的情节调整宣告刑。
问题三：对于有从轻或减轻情节的被告人，何种情况下，不应对其从轻或减轻？
思考：
药家鑫案，法院认定其构成自首，但罪行极其严重、人身危险性极大，而不予从轻。也就是，法院不予从轻的理由，与本文提出的“问题一——罪行极其严重”相关。
由此，我产生的困惑是，罪行极其严重是被告人应当判处死刑的标准，是否也是其虽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而不予从轻的标准？这个标准能否重复使用？作为辩护人，当裁判者认为不应对具有从轻情节的被告人从轻处罚时，我们以什么标准或逻辑说服裁判者？本文中对“问题二”的思考正是我在死刑案件辩护中的思路。

最后，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都应当被依法保护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、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。所以，辩护人也应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。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，一个良好友善的社会环境，是每一个公民能安心生活的必须。

以上思考，如有不足或不当之处，请具有更多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法律从业者们谅解，并欢迎与我交流探讨。

① 刑法规定法定刑为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。

② 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：《王志才故意杀人案》的理解与参照，载《人民司法》2014年第6期，第21页。

③ 白建军：《裸刑均值的意义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10年第6期，第136页。

④ 王复春：《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反思与改进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22年第2期，第139页。

作者介绍

邓萱 • 律师

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（刑事诉讼法方向），武汉市律协刑委会秘书长，武汉学院校外导师。

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、企业合规和法律顾问业务，办理了多起复杂疑难经济犯罪案件、职务犯罪案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