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医精神病重新鉴定司法审查及律师业务启发

（本文根据笔者在武汉“6+N”刑事业务研讨会的发言修改）

【摘要】法医精神病鉴定项目主要有精神状态鉴定、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、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、精神损伤类鉴定、危险性评估。本文以公开渠道获取的全国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，结合笔者参与办案的经验，采用实证分析法，对刑事案件中法医精神病鉴定之申请重新鉴定的审查现状进行分析，从而对进一步做好律师工作有所启发。

【截止时间】2025年11月20日

【时间跨度】近5年

【关键词】精神病、重新鉴定、刑事

一、统计数量

运用关键词共计搜索到125例案件，其中涉及法医精神病重新鉴定的有92例案件，其余33例大多为伤情重新鉴定（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轻重伤鉴定）。

92例案件中，准许重新鉴定的有21例，未能重新鉴定的有71例，准许重新鉴定的比例为23%；71例中有51例是提出之后被不予准许，20例是因为本人或者辩护人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、未进行首次鉴定等原因。从数据来看，启动重新鉴定的案件比例只有17%。

二、所涉犯罪类型

故意杀人罪8例，故意伤害4例，强奸罪1例，袭警2例，危险驾驶罪2例，交通肇事罪1例，盗窃罪1例，开设赌场罪1例，贩卖毒品罪1例。涉及人的生命权、健康权的案件比例为86%，该比例与现实办案中比例较为接近。

三、重新鉴定的启动程序和理由

1.有13例是依申请启动，7例是公检法系统启动，1例未披露。

2.有7例与强制医疗相关，强制医疗无一例外都是经历了2次鉴定，其中有4例是依申请启动，1例是检察院退回要求补充侦查，1例未披露。

四、重新鉴定与初次鉴定的结果对比

重新鉴定意见改变了初次鉴定意见的有8例，未改变的有12例，1例是依申请同意重新鉴定但是拒绝缴费所以没有新的鉴定意见。从统计数据来看鉴定意见改变的比例约为40%，但是因为数据数量有限，所以不具有参考意义，办案过程中实际决定鉴定意见是否改变的因素不仅仅是鉴定技术，还有更多非技术因素。

五、重新鉴定意见改变初次鉴定意见的理由的审查情况

改变了初次鉴定意见的案例中，有2例是强制医疗案件，2例是对受害人的性自我防卫能力进行鉴定，家属不服，2例是因为病历造假和被鉴定人伪装。另外2例无特殊原因。

六、业务启发

为什么有的重新鉴定申请被准许有的不被准许呢？怎么才能让申请言之有物，事实和理由更加立体和丰满呢？

（一）程序性、伦理性问题

首先审查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（范围）、鉴定人资质、鉴定依据的规范、是否取得被鉴定人同意。（注：能力认证通过方具有相关资质）

（二）鉴定意见并非鉴定结论

因为专业壁垒较高，所以鉴定意见有“证据之王”的称谓，但并不意味着仅凭鉴定意见就可一锤定音，避免“以鉴代审”，是否采纳鉴定意见应当回归到鉴定意见本身的证据属性，综合考虑鉴定意见是否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或者矛盾。

（三）区别于临床，除了注意鉴定规范的时效性外，尤其要注意的是，法医精神病鉴定≠精神病医学鉴定（偏临床）。

（四）代理被害人时的侧重点（分类并不严谨，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）

对犯罪嫌疑人的鉴定，并不是有精神病且在发病期，就一定被评定为限定或无刑事责任能力，其精神病可能与作案行为之间无关。如果鉴定意见认为有关，那么鉴定意见里是否论述了其精神病对其作案行为的影响，是直接支配性的？促发性的？强化性的？脱抑制性的？具体是怎么论述的？笔者认为这一审查侧重点包含在与会的法医精神病专家所称医学-法学关联性审查的内容中。

（五）代理犯罪嫌疑人时的侧重点（分类并不严谨，仅为了方便读者理解）

不能以鉴定当时的精神状态代替案发时的精神状态，应当仔细分析作案前后的生活情况（与家人、邻居或者陌生人是否有冲突，沟通相处如何）、既往精神疾病史（就医情况、吃药情况）、关押期间/受审期间的表现。除此以外，还应重视对作案过程的分析，鉴定报告中的描述与在公安、检察院接受的询问笔录是否一致？

（六）专家辅助人

在申请重新鉴定过程中，可请专家辅助人参与并出庭，提高申请通过率。专业人做专业事，法律人对鉴定人的尊重何尝不是对法律人自己专业知识的肯定呢？强强联合，能够更好地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

作者介绍

刘阿娜 • 律师

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事业合伙人

婚姻家事（财富传承）法律事务部主任

个人荣誉：

武汉市洪山区“五星级党员”

武汉市“百名优秀社区法律顾问律师”

武汉市中星公证处遗产管理入库律师

武汉市洪山区律师行业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

业务领域：家事纠纷（婚姻/继承等）、公司经济纠纷、中小企业常年法律顾问、执行回款纠纷、人身损害类纠纷（医疗纠纷、交通事故、工伤等）